春秋与战国是东周两个不同的阶段，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东周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当然这两个时期的列国外交也存在巨大差异。
首先，春秋和战国显著差别之一，就是周王室的地位完全不同。
东周初“二王并立”局面结束后，由于周平王政权合法性的问题，王室地位大大降低。周桓王执政时又与东周“小霸”郑庄公闹翻，在繻葛（今河南长葛）展开了一场决战，结果周王室大败。这次大败，让周王室彻底走向了边缘化。然而，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，却率先提出了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，以此来与南方崛起势头强劲的楚国抗衡。因此，周王室虽然中衰，可在霸主“尊王”的口号下，但其地位依然超越了一般诸侯国、高高在上。
正因春秋王室地位高高在上，列国要想称霸东周，就必须妥善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。早期齐桓公与周惠王关系不佳，导致周王室一度联合楚国来对抗齐国，让齐国霸业倍受挑战。后来，齐桓公在周惠王去世后帮周襄王稳定了王位，周襄王也在葵丘之会上正式赐齐桓公为霸主，让齐桓公霸业到达了顶峰。
有了齐桓公的经验教训，中原霸主为保持自身地位的合法性，“尊王”就成了必然的选择。在正式称霸之前，晋文公帮周王室平定了姬颓之乱，赢得了天下诸侯的认同；在正式当上霸主之后，每逢争霸战争获胜，晋人都要到周王室去举行隆重的献捷仪式；王子朝之乱期间，晋国竭力支持周敬王，后来又帮周王室筑城成周……。
在春秋霸主的带动下，原本对周王心存不屑之心的各诸侯国都加强了与周王室的外交关系。春秋初时，周平王、周桓王去世，鲁国没有派大夫前往成周参加葬礼；到春秋中晚期时，周景王王后去世，鲁国都隆重地派人前往会葬，还献上了重礼。鲁国对王室态度大变，东周其他诸侯国也应该是一样。
然而，到了战国时代，周王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下宗主，可在周王畿内都逐渐边缘化了。自公元前368年周王畿分裂成东周与西周后，周王就完全成了傀儡。此时，东周七个大国纷纷自行称王，秦、齐二国甚至一度称帝，完全不再顾忌周王的存在。因此，到了战国时代，列国与周王室的外交关系已绝非外交重心，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。
春秋时局还有个显著特点：争霸成为了主流。各方霸主，对己方阵营的成员负有保护职责；同时，盟友们对霸主则负有进贡义务，以及战时的服役责任。
公元前542年，郑国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，顺便缴纳赋税。结果，因为鲁襄公去世，晋平公没能及时接待郑人。子产一怒之下，把所住宾馆的围墙拆了，以安置郑国使团的车马。晋人为此前来责备，子产却振振有词地回答：“敝国狭小，处在大国之间；大国要求无定时，所以我们不敢安居，征收了财赋前来朝见。却不想得不到贵国接待，也不知接待的时间。敝国不敢进贡贡品，也不敢让贡品暴露在外任凭风吹日晒。现在不毁坏围墙，就无法安放贡品。冒昧地请教君王的左右：将命令我们把贡品放置在什么地方？”晋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得派人向郑人道歉，承认招待不周。由此可看出，盟友对霸主确实存在着进贡的义务。
反过来，霸主也对盟友承担着保护责任。
公元前529年7月，晋国在平丘（今河南封丘东）组织诸侯盟会。盟会进行过程中，邾、莒二国联手，向晋人投诉鲁国入侵。为此，晋人不但严禁鲁人参加盟会，还扣押了鲁国正卿季平子，长达数月。公元前518年，因为鲁人又伏击了经过鲁国边境的邾人，邾、莒二国再次向晋国投诉。为此，晋人又把鲁国卿士叔孙婼扣押了一年。
可进入战国时期后，霸主与盟友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几乎完全消失了。战国时期，“大鱼吞小鱼”已成主流，小国多被大国吞并，最后成就了七个比较大的国家，号称战国七雄。这七个国家之间，外交关系的重心是合纵与连横：弱者联合起来以对抗强者，称为“合纵”；强者拉拢弱者以遏制其他强者，称为“连横”。不管列国是合纵还是连横，都远不如春秋时期霸主与盟友的关系那么可靠。很多时候，某国前一年还支持合纵下一年就支持连横了。什么时候选择某种外交策略，完全是因时而变、因势而变、因人而变。如果说春秋霸主与盟友之间还残存着那么一点点道义的话，那么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就完全是各国利益优先原则驱使下的决择了。
最后，春秋时期的外交，其主导者大多数是本国人。各国外交使者，往往都是本国卿士。有些国家如郑国等等，还设有专门负责外交的“大行人”一职。但春秋各国的外交使者，往往就是本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，或是本国主政者的亲信。
在出使他国时，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，使者还带有观察他国国内政治、风土人情的使命。晋国赵武、韩起在出使郑国后离开时，会让“七穆”诵《诗经》以明其心志；吴国使者季札出使列国时，会观察列国政治动向，并对该国未来发展作出预测；周王室使者单襄公出使，路过陈国见其内政不修，预测陈将亡国……。观测他国，就是为己国服务。所以，出使他国之人必须效忠本国。春秋时期人才流动性还不是非常高的前提下，能够担任外交使者之人，都是本国贵族。在宗法制遗风较盛的诸侯国，外交使者甚至还是本国公族。
但进入战国后，人才流动要频繁得多。很多底层士人为了追求飞黄腾达，频繁游走于列国之间。为了求得诸侯认可，这些士人往往并不会持有一成不变的观念，而是投列国国君所好，以求得到重用。因此，这些游说之士一旦获重用，不会存在固定的效忠对象。如魏国人张仪，先到楚国出仕，后来辗转到达秦国，被秦惠文王重用。此后，张仪长期替秦国服务，一度出卖了母国魏国的利益。秦惠文王死后，因为秦武王不再信任他，张仪又使计回到魏国养老，为保自身而出卖了秦国。魏国人公孙衍先在秦国出仕，帮助秦国侵占了魏国河西之地。后来公孙衍在与张仪的权力斗争中失败，回到了魏国，就长期游说崤山以东六国合纵以抗强秦。以张仪、公孙衍为代表的纵横之士愈发活跃，使得战国外交比起春秋时期的外交更加充满变数。也许主张合纵的游说之士刚走，后脚主张连横的游说之士就上门了。
纵横家唇枪舌剑式的激烈交锋，往往让列国的外交策略变化频繁，不如春秋时代那么稳定而可预测。
整体看来，由于春秋与战国在三个方面的变化，导致两个时代外交差异性较大：
首先，春秋时期王室地位虽然下降，但在中原霸主扶持下，仍能保持名义上的天下宗主地位，让列国无法忽略与周王室的外交关系；战国时代，在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后，周王室地位已完全无足轻重，彻底被边缘化了；
其次，春秋时代争霸是主流，霸主联合一众盟友与其他阵营对抗，这也是春秋列国外交的重点；战国时代，由于小国纷纷被吞并，最强大七个国家彼此间的合纵连横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重点；
第三，春秋时代，人才流动性相对较低，列国外交人士常常是本国贵族，效忠于本国，其外交策略变化较少；战国时代，人才流动性大，士人追求的往往是自身富贵，不再固定效忠于某国，一旦他们主导了某国外交，此国外交策略的不可预测性也就增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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